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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桂:中国文化诠释40年

本帖最后由 全景龙江 于 2019-1-7 12:50 编辑



         编者按:本文为中山大学哲学系李宗桂教授对改革开放40年来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回顾、反思及其展望。原文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10期,本平台编发时有删减,标题为编者所加。
         40年内容浩繁的文化研究,场面宏大,参与人数众多,论域宽广,论题甚丰,邵汉明主编的述评性研究著作《中国文化研究30年》就有上中下三大卷共190万字,其中仅“主要著作和论文索引”就单列一卷,约70万字。有鉴于此,且限于篇幅和本文主旨,只能择要论说。
1.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如果说,40年文化研究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体内容和价值取向的话,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从文化研究的历史进程而言,40年文化研究的起点和动因,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的探索,本质上是对传统文化如何评价以及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扬弃传统文化的问题,如何找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找到什么样的结合点的问题。
在相关问题的研讨中,学术界参与性很强,竞相发表自己的见解。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世界的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张岱年认为,传统文化有两方面,消极的一面对于现代化是障碍是阻力,积极的一面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动力。现代化要补的课主要是民主和科学。季羡林认为,我们的封建思想包袱最重。何兹全认为,科学民主是关键,“天朝大国”思想幽灵不清除,会使我们更落后。任继愈提出,要提高全民族的民主意识。在复旦大学主办的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总体估价见仁见智,观点颇为不同。一种观点认为,传统文化是“农业-宗法”社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伦理型文化,是宗法集体主义的“人学”,与近代人文主义属于不同的范畴。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文化以伦理政治为轴心,不甚追求自然之所以,缺乏神学宗教体系,更富人文精神。然而,不追求纯自然的知识体系,其尊卑有别的隶属观念,谦恭礼让的处世态度,重义轻利的价值判断,求同的思维方式和知足的文化心理,既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又是一个不小的文化包袱。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注重人伦政治而取代了对物理的研究,限制了自然哲学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素朴的整体观念和求统一的思维方式导致中国文化具有忽视理论体系建立的倾向。五四时代对国民性的反省和批判,昭示了中国文化中存在着某些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素质。传统的教化政治的基本精神素质是与现代化相背离的。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不应太多地归罪于传统文化,把传统文化当做可以完全抛弃的包袱的理解是片面的,有抛弃传统文化根基的嫌疑。蔡尚思认为,中国的现代化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优良成分,有批判地继承中国的优良传统文化,“必须把此三者很恰当地结合起来,才能成为比较标准的现代化,也才可以说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学界总体上的倾向性是要重视对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封建主义、专制主义因素进行清除,重视科学民主精神的培育,但同时不能简单否定抛弃传统文化,而要有鉴别地进行清理。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持平之论,而且论者观点背后蕴藏的是对中华传统文化未来发展前景的自信。
            专门研究世界现代化进程且对中国的现代化有独到见解的北京大学教授罗荣渠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下变的传统, 也没有与传统割断一切联系的现代化。中国的出路问题不等于文化问题、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传统不等于反现代化。只有尊重自己本民族的伟大传统的民族,才能获得世界上其他民族的真正的尊重。只有善于发扬本民族优秀传统的现代化, 才能贡献于世界文明的现代化事业。
             重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在学术界有颇为不同的表现。复旦大学历史系于1986年举办了“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题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论文集。国内学者的代表性很强,多数人都有学界所熟知的学术印记,比如撰有“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的蔡尚思,重视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的谭其骧,“走出中世纪”的朱维铮,以痛批“王权主义”而名世的刘泽华,主张“西体中用”的李泽厚,提倡“新启蒙”的王元化,阐扬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庞朴,肯定明清之际启蒙说的萧萐父,提出中国传统社会是“超稳定系统”的金观涛,重视“中华元典精神”的冯天瑜,以及宣扬并致力于“儒学的第三期发展”的杜维明,都在这次会议上阐发了自己的见解。
综观学术界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的论辩,可以看出,在本质上讲,是要解决对于传统文化的评价和取舍问题,是要解决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向问题,以及如何对待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的外国文化问题。归根结底,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因此,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研究,对于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研讨,还涉及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的方法论问题,这就是要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观照传统文化,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阐释传统文化,创造性地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满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离开中华民族精神的培育和弘扬去奢谈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就容易出现思维偏颇和价值迷失,要么全盘否定要么全盘肯定,导致简单化片面化。这应当成为文化研究的基本方法论原则,而且,实际上也已为绝大多数学者所认可所践行。   
2.中国文化精神
              40年文化研究的进程中,中国文化精神是受到高度关注并贯穿始终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研究,其实从根本上讲,也跟上面所谈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从属于、包罗于该问题之中。同理,中华民族精神、中国人文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国学研究、儒学复兴、五四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以及地域文化等问题的研究,都跟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研讨直接勾连。因为,这些问题都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这个根本问题直接相关。
张岱年是最早关注并明确阐释中国文化精神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中国文化长期发展的思想基础、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它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形态上的基本特点。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这些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所在。司马云杰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尊祖宗、重人伦、崇道德、尚礼仪。李宗桂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以人文主义为内核的,具体表现为自强不息、正道直行、贵和持中、民为邦本、平均平等、求是务实、豁达乐观、以道制欲。陈来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有四个特点,即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群体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楼宇烈认为,以人为本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郭齐勇认为,中华文化精神是一种人文主义的道德精神,其特点主要表现为:和而不同,厚德载物,刚健自强、生生不息,仁义至上、人格独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整体把握、辩证思维,经世务实、戒奢以简。关于中国文化精神还有其他颇为不同的很多理解和表述,有的学者将其概括为多个方面来阐述,认为包括人文精神、和谐意识、伦理本位、忧患意识、整体思维等方面。
               总的看来,关于中国文化精神的探讨,主要是从价值取向、精神支撑、民族发展动力等方面切入,是想树立民族文化的精神价值支柱,是从正面切入主题。从整个40年文化研究的情况看来,凡是探讨中国文化精神者,都是想通过这种探讨树立民族文化自信,提振民族精神。而即使不赞同论者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概括者,一般也不会否定民族文化精神。在这个意义上讲,文化精神是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文化认同和价值整合的重要力量。在日后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实践中,应当进一步增强这方面的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探讨中国文化精神的过程中,绝大多数论者都没有注意到文化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关系,这是一个明显而重大的疏漏。
3.中华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精神的概括和提炼问题,早在1980年代就有学者关注。刘纲纪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大致可以概括为四个相互联系的方面:理性精神、自由精神、求实精神、应变精神。这大约是文化研究热潮中最早的一篇专门研讨民族精神的论文。继后,张岱年指出,在一个民族的精神发展中, 总有一些思想观念, 受到人们的尊崇, 成为生活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这种最高指导原则是多数人民所信奉的, 能够激励人心, 在民族的精神发展中起着主导的作用。“这可以称为民族文化的主导思想,亦可简称为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有比较广泛的影响, 二是能激励人们前进, 有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一个民族应该对于自己的民族精神有比较明确的自我认识。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上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 这就是: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 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 。显然,张岱年是将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国文化精神等同看待的。
跟张岱年一样关注中华民族精神的,还有方立天、刘文英、李锦全、伍雄武等人。中国文化精神是个中性的概念, 中华民族精神是个褒义的概念。中国文化精神的优秀成分, 构成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价值, 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这样一个区分, 既有利于我们深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利弊, 理性超越传统文化的局限, 合理转化传统文化的有益资源, 也有利于我们弘扬民族正气, 升华民族精神, 从而在实践中更好地建设我们的文化。更为重要的是, 在对外交往中, 挺直民族脊梁, 反对民族文化虚无主义。
               李宗桂等认为,中华民族精神是在中华民族实践过程中产生、反映中华民族成员整体性格和深层心理、内化于中华民族性格深层、为中华民族成员所普遍接受、并在实践中指导中华民族成员行为的精神力量;它是中华民族文化优秀成分的结晶、是中华民族活的灵魂,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进行自我整合和更新,从而成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这些方面是中华民族精神与其它所有民族精神在内涵上的共通之处,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所以能够被称为民族精神的根本要素。据此,李宗桂等人指出,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爱国主义的民族情怀,团结统一的价值取向,贵和尚中的思维模式,勤劳勇敢的内在品质,自强不息的进取意识,厚德载物的宽厚胸怀,崇德重义的传统情操,科学民主的现代精神。
4.中国人文精神
                最早关注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是庞朴先生。他在1980年代的传统文化讨论热潮中,提出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表现为:不把人从人际关系中孤立出来,也不把人同自然对立起来;不追求纯自然的知识体系;在价值论上是反功利主义的;致意于做人,重视人伦,重视现世的世俗生活,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等。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给我们民族和国家增添了光辉,也设置了障碍;它向世界传播了智慧之光,也造成了中外沟通的种种隔膜;它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也是一个不小的文化包袱。庞朴的观点当时受到质疑。黎明、白钢等人提出了相反的观点。
                 1990年代初期,由文学界的学者最早提出“人文主义寻踪”的命题,引发了一场规模虽不浩大、历时并不太长(大致是1993年到1996年)但却问题意识深刻的讨论。这个问题就是:面对世俗社会的乱象,如何安顿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学术研究,是停留于书斋里自咏自叹,还是应当面对社会、研究社会,解决现实的问题?那场讨论的发起人之一的王晓明就坦承:研究当代中国社会, 我个人认为这是摆在中国知识界或人文和社会科学界面前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我们今天的人文学术的最大的动力或者活力, 就是来自于对这样一些问题的回答。在这一方面, 现成所有的西方理论都只有参考的价值, 我们必须通过自己深入的研究,创造新的概念、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理论, 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回过头来看, 是“人文精神”讨论第一次迫使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对现实的隔膜, 仅此一点而言, 这个讨论就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场讨论明显的不足,一是讨论中对于究竟什么是人文精神并没有清晰的认识,有的甚至没有想过;二是停留于文学界的学者之间在自我精神安顿和困惑郁闷的消解方面,哲学界、史学界以及社会科学界基本没有参与,从而使得这场讨论的广度和深刻度有所局限;三是没有从文化价值系统的构建、全民族安身立命之道的建设方面着眼,现实出很强的文人情调而缺乏大众性。
                  中国人文精神的研究,进入新世纪以后受到更多的关注,成果更多。许苏民的《人文精神论》是颇具力度的富有哲学思辨而又关注现实的著作。该书从人的现实存在的哲学规定切入,以人性生成与真善美的起源为观照,中西结合,对古代、近代和现代的人文精神做了阐析,提出现代人文精神的最高原则与基本要素,最后落脚于“国民性之改造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与之形成呼应和在实践层面进一步深化的著作,还有立足当代文化建设的《中国当代人文精神的构建》,阐释传统文化精神的《中华人文精神论纲》,以及中外对比的《中外人文精神钩沉》等。有论者根据当时社会状况,针对人文精神建设的症结,提出了“人文精神建设的若干难题”: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取向和人文取向的悖反,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冲突,民族文化素质现状与人文精神建设目标的距离,对传统资源现代价值的认知差距,思维偏向对文化建设的损毁。
很明显,进入文化研究的第三个阶段以后,人文精神的研究更多的是从现实社会的问题出发,从解决整个社会的精神安顿和民族精神的振兴、民族文化核心价值的重构的着眼,从而使得人文精神的研究具有了不同于往日的厚实感和深刻性,以及明显的建构意识和主体精神。
5.国学研究
   国学研究是40年文化研究的一大热点,也是文化研究主体内容中问题最多,争议最大的一个方面。
                关于国学的内涵、范围、历史作用、现代价值等,学界都有过相当认真的研讨甚至不乏激烈的争论。张岱年认为,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称中国学术为国学,所谓国是本国之义,是约定俗成的名称。传统学术包括哲学、经学、文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以及宗教艺术等等。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国学看作传统文化。同样的观点见于汤  。尽管有其他不同的对于国学内涵的看法,但从学界研究的实际情况来看,基本上都是把国学看作传统文化,亦即二者是同等概念。郭齐勇就明确说:“所谓国学,乃包罗至广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通称。”李宗桂说:所谓国学,既指传统文化,也指传统文化研究。“近年所谓国学,本质上就是传统文化。”
国学研究轰轰烈烈,参与面十分广泛,见解各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但透过繁茂芜杂的表象,我们可以看到,国学论争的实质,是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1980年代的文化热,没有使用国学这个名词,而是使用传统文化这个概念。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一度成了举国关注的问题,文化热遍及神州,影响海外。究其原因,一是人们对传统反思的结果,希望了解并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二是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再度涌入国门,形成对本土文化和现实问题的严峻挑战,需要理性应对欧风美雨的冲击;三是改革深入的必然结果,需要解放思想,促进文化价值观念的变革,建构适合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文化体系;四是对“五四”激烈的反传统和“文革”全盘否定传统的后果做合理的评析。在这种背景下,1980年代的文化讨论热潮的主调,基本是反传统,具有比较强烈的西化色彩。
1990年代的文化研讨热潮,明确使用了国学概念,高举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帜,并且有强烈的“保守”色彩。各种各样“弘扬”传统文化的图书、影视作品,各色各样的国学讲座,纷纷登场。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学热继续高涨。这个时期的国学热,更加理性,参与面更广,群众性更强,实践性也更强。人们既从学术的角度探讨国学与现代化的关系,更从国学的具体内容出发,从现实的文化建设和社会需求出发,考量国学的价值和功能,从建设性的一面衡量发掘国学资源。
                  近年的国学热潮,特别是学术界的国学研究,是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的反映,是对西方文明挑战的回应,也是民族文化自信力增强的表现。较之近代的“国学”而言,它是具有新的时代精神的、更高层次上的对民族文化价值的开掘和认同。近代“国学”的产生是“防御”,当今“国学”的出现是“自主”。
 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历史表明,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全盘苏化是失败的,全盘儒化是不现实的。在建设当代中国新型文化的时候,以现代化为目标,坚持中国化,坚持中国特色,是有极为正当的理由的。为此,正确对待国学,毫无疑问是十分重要的。从学术研究的立场和文化建设的实践层面考察,“国学”研究应当弘扬时代精神,防止不良倾向。一是要反对复古守旧,防止封建主义沉  渣泛起;二是要反对把“国学”意识形态化、政治化;三是要反对把“国学”商业化;四是要防止把“国学”儒化(亦即把“国学”片面归结为儒家思想,把“国学”等同于儒学)。
6.儒学复兴
                 40年文化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之一,是儒家文化的研究。而儒家文化的研究,从价值取向和文化重构的角度看,是对儒学复兴的探讨。可以说,对待儒学复兴命题和理念的态度,能够反映出研究者对待儒家文化乃至传统文化的态度。
1980年代开始的重评孔子思想,从李泽厚的《孔子再评价》到匡亚明的《孔子评传》, 都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改革开放大潮在传统思想文化研究领域的表现,是在儒家思想研究方面的拨乱反正。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尊孔的时代结束了,反孔的时代也结束了,现在是释孔的时代。有人提出,过去是打倒孔家店,现在应当是打扫孔家店。
以重评孔子为重心,发展到包括对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在内的儒学体系的全面重评。随着1990年代传统文化热的持续和国学热的兴起,对儒学的评价越来越高,复兴儒学成为重要的话题。
                 需要指出的是,在复兴儒学的期盼和实践中,有被学界称为儒教原教旨主义的儒家学者,企图以儒学复兴改变现有文化形态甚至改变政治形态,宣扬儒学可以解决当代中国的所有问题,宣称之所以现代化的问题没有解决,要害在于没有复兴儒学,因此要儒化中国、儒化中共、儒教立国。这种观点,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和驳斥。以南开大学刘泽华教授为代表的“王权主义学派”,对于儒学研究中的某些观点和倾向,抱持商榷和质疑的态度。刘泽华认为,复兴儒学并不是文明的提升,道统思维盛行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复古”偏颇,“让孔子直通古今是不现实的”。葛荃、张分田、李宪堂等人也持类似见解。这是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者的质疑。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陈先达教授认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反对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取代传统文化。他认为,当代中国个别新儒家中主张“儒化社会主义”“儒化***”的思潮是往回流的复古思潮。方克立教授在《甲申之年的文化反思》等文章中,主张马魂、中体、西用,反对儒教立国,反对政治化的儒学,批评“大陆新儒学”的若干主张,反对儒化中国、儒化中共,反对立儒教为国教。葛兆光教授在《异想天开:近年来大陆新儒学的政治诉求》一文中,对大陆新儒学的若干观点做了尖锐批评,甚至很辛辣地用“异想天开”来形容大陆新儒学阵营的某些人。葛兆光在该文中指出,大陆新儒学关怀的中心,已经从文化转向政治;大陆新儒学的领袖们,不再甘于在寂寞的学林中“坐而论道”,而是要从幕后走到台前,“挽袖伸臂参与国家政治与制度的设计。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大陆新儒学不再满足于‘魂不附体’,而是要‘借尸还魂’”。诚然,上述对于儒学研究和儒家阵营里某些人某些问题的批评和质疑,人们见仁见智,未必都会认可,但其中谈到的问题,特别是某些尖锐的批评意见,倒是对于儒学研究和儒学发展从另一方向上的帮助。对于这些批评和质疑,如能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层面给以圆满回应,则将对于儒学研究和儒学发展善莫大焉。
7.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在传统文化研究中,自1990年代初期以来,已经有学者有意识地关注到优秀传统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是从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当今如何吸纳传统文化的合理成分而来。从思维方式上看,是古为今用。
                 1990年代初期出版了由国家教委组织编写的《中国传统道德》,其出发点是要向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各界人士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但成果不多,且没有形成学术界的关注点。不过,也有学者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系统深入研究,揭示出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价值理念,这些价值理念,本质上就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进入文化研究的21世纪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伴随中华文明复兴应有的文化底蕴的探讨,学界自觉地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产生了一系列成果。张岂之主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读本》,提炼了12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天人之学、道法自然、居安思危、自强不息、诚实守信、厚德载物、以民为本、仁者爱人、尊师重道、和而不同、日新月异、天下大同。张岂之先生在其“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个人著作中,指出“会通”精神、天人之学、和谐理念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人文精神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灵魂”。邵汉明主编的《中国文化精神》一书,本质上是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层面进行探讨的。书中认为:文化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灵魂或精髓”,“书中着重探讨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道教、佛教等流派的文化精神,并把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为人本精神、和谐意识、道德意识、理想主义、实践品格、宽容品格和整体思维等几个方面”,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抓住这七个方面,也就抓住了中国文化的精髓”。李申申等人认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精华分为三个方面,……其一,宇宙人生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其二,道德伦理观——民本、和谐、德行仁善……其三,社会价值观——承担责任、自强不息、爱国奉献。”吴毅等人在其合著的《中华人文精神论纲》一书中,把以人为本、以和为本、以礼为本看作“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进而列举并阐释了中华人文精神的诸多方面: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仁政德治的民本精神、威武不屈的爱国精神、与时偕行的创新精神、尚文敬贤的文明精神、修齐治平的责任精神、孝悌友爱的伦理精神、贵和中庸的处世精神、笃学致用的求真精神,等等。在他们看来,人文精神是“由人类优秀文化积淀、凝聚、孕育而成的精神”,“人文精神是由优秀文化孕育而成的内在于主体的精神品格”。从研究方式的角度看,属于在类别划分式基础上的内容列举,还没有明确涉及并具体阐释何以这些内容、这些传统是“优秀”的,质言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评价标准是什么,至少是没有清晰的理论思考和价值评判,没有从正面给出解答。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于相关研究之中。有鉴于此,笔者才在上述学者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学界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实际,阐发了评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准问题,并提出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评价标准是:适应时代要求,推动社会发展,经受实践检验,有助文化认同,促进民族团结,树立精神支撑,助力民族复兴,有益世界文明。
可喜的是,新世纪以来的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越来越跟现实的社会状况相结合,跟当代文化建设相结合。张岂之、陈来、郭齐勇、李宗桂都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努力,反映出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强烈现实感和实践性,也光大了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丰富了当代文化的精神资源。
8.“五四”精神
                   关于“五四”精神的研究,从1980年代文化讨论热潮起来的时候就有人关注,虽不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人文精神、优秀传统文化、儒家文化、道家文化那样受到广泛瞩目,成果累累,但从价值评判和文化精神传承的角度看,却有着深刻的影响。论者之间有着相当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观点。主要的观点有三种,一种是要继承五四精神,批判封建专制主义,进行新的启蒙;另一种是要继承“五四”但要超越“五四”,超越“五四”的某些片面性;再一种是反对“五四”精神,认为“五四”运动全盘反传统,破坏了传统文化的根基,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层,而“文革”则是“五四”的恶性发展,因此要重估“五四”、否定“五四”。本文仅就笔者认为的关键之处介绍代表性观点,并谈谈自己看法。
李泽厚提出的“五四”是“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引起广泛关注。其他一些论者提出“五四”激烈反传统、全盘反传统,导致传统文化的断裂和断层,导致了中国文化的危机。学界围绕相关问题,进行了颇有力度的论辩。
 金冲及指出,甲午战争给中国人带来的强烈危机感, “给了民主启蒙运动以巨大的吸引力”,使戊戌运动成为“中国近代民主启蒙运动的真正起点”。因此, 救亡与启蒙不是对立物;不是救亡压倒启蒙, 而是“救亡唤起启蒙”。谢毅认为, “所谓‘救亡压倒启蒙’这种说法,经不住历史事实的检查,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高旭东强调: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彻底的反传统与西化的运动,此前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开始接受的科学技术、民主自由,都是新文化运动推崇的对象;新文化运动不同于此前历次运动的,就在于它是一场伦理道德(善恶)的价值革命与审美观念(美丑)的文学革命。它颠覆了合群的伦理本位而推崇自由的个人本位,试图通过价值革命与文学革命为民主政治与科学的发展扫清道路,进而使中华民族走上强国之路。将“文化五四”与“政治五四”分开并将之看成相互对立的“双重变奏”,并不符合事实。因为“文化五四”与“政治五四”基本上是一体的。从学术论争的视角看,金冲及、彭明、谢毅、高旭东等人的观点属于肯定“五四”精神的主流观点。
有学者从政治运动、社会运动、思想解放和价值重构的层面肯定“五四”精神。李维武指出,从历史文化观而言,“五四”运动的最大功绩就是破除了几千年来封建思想的桎梏,为                实现人性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创造了思想理论前提。从价值观来看,“新文化运动敏锐地发现和把握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价值观的新旧更替问题,自觉地承担起中国价值观重建的时代任务,这本身就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一种体现”。“五四运动作为一场伟大的划时代的政治运动,强有力地震撼了中国思想世界,对新文化运动发生了强烈而深刻的影响,促使中国人重新思考‘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也促使中国人重新思考追求民主、实现民主的道路,进而促使中国人对民主观念的理解和阐释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肯定“五四”精神的同时,有的学者也指出了某些不足。张岱年认为,“五四”运动批判了旧文化, 开辟了文化建设的新纪元。“但是在道德方面, 旧道德确实破坏了, 新道德却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庞朴认为,“五四”精神就是批判精神。李宗桂指出,近现代中国特别是“五四”时期的文化批判和价值重构,具有明显的“用激进方式求渐进改良”的特征,确实带有某种“激进”的情绪和色彩。但是,站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度上,我们又不能不指出,激进主义的态度和方式,不利于科学地清理民族文化遗产,不利于正确对待西方思想文化,因而也不利于新型文化的切实建设。而且,由于思想文化的“形而上”的特点,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深厚的保守主义传统的存在,由于中庸平和的思维方式的深入骨髓,以及近现代中国社会矛盾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致使用激进方式进行的文化变革活动,往往只能收到渐进的改良效果。从科学的理性的立场出发,应当对以矫枉过正为特征的激进的文化批判和文化重构方式加以扬弃。
               在我看来,“五四”精神是批判性精神,是超越性精神,是追求科学、民主、自由的精神,对于中国社会的转型特别是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现代新型文化没有建构起来,不能由“五四”精神来负责,不能由“五四”运动的先辈们来承担责任,而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进程当时还没有走到那一步,时代条件还不具备。“五四”精神只是开辟了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昭示了它的前景,而不能包办一切。如果说“五四”运动有其激进的一面,有其从根本上冲击传统文化的一面而没有对合理因素进行辨析和转化的话,那是可以讨论的。但如果说“五四”精神有问题、要否定,则是既脱离历史条件又不合当今时代要求的简单幼稚思维。今天我们正在全社会倡导并努力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民主、文明、自由、平等的价值理念,正是渊源于“五四”精神。因此,研究“五四”精神,今天还是要提倡历史主义的原则和方法,要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去衡量,而不是孤立的、片面的看到“五四”运动的某些不足,而简单夸大并否定之。
需要注意的是,在关于“五四”精神的研讨中,有些概念和思想其实是并不清晰甚至混乱的,或者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强调了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个方面。
9.其他
                年文化研究的内容实在丰富,除了上述方面之外,还有诸多方面。主要的有: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研究,文化产业的研究,中华文化与21世纪的研究,文化中国的研究,中国文化的通史和断代史研究,经学史的研究,儒学史的研究,儒家文化研究、道家文化研究、墨家文化研究、法家文化研究、兵家文化研究、道教文化研究、佛教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文化理论研究,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海外中国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关系研究,文化学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研究,港台学者的文化研究,海外华人的中国文化研究,甚至西方汉学家的研究,等等,都是内涵丰富、成果客观的研究。但限于本文篇幅和论题的主旨所在,只能从略,留待他日另撰专文进行探讨。
转自:董子儒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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