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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周易》与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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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参加这个会我想谈一个非常专业性的题目,因为今天是第一场报告
作为开场锣鼓,不能够唱太专业的戏文,我想就谈几个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的问题
题目都很大,恐怕与我要讲的实际内容有些不相称。谈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
谈一下易学在中国文化领域中的地位;第二个问题,谈一下易学对传统文化的影响
第三个问题,谈一下孔子对易学的最大贡献
围绕这三个问题谈一些感想性的说法,错误不妥之处,希望各位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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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问题,易学在中国文化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学者们已经谈得很多,大部分说法我都是非常支持非常赞同,因为易学确实是博大精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占的地位用不着我再说了,可问题是易学到底是一种什么学?这个问题使我联想到差不多十年以前,国内开了个会,纪念英国专门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专家李约瑟博士九十诞辰,大会上主题发言的是那时担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的何丙郁先生,他讲中国科学史,说我们对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虽然中国科学史内容博大精深,但是从整个的框架来看各个方面都已经接触到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中国科学史的研究还有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他说应该有,这个发展就是要按照中国科学本身的发展来研究中国科学。

  我听了他的发言之后,和其他的学者一样有非常深的感受,我体会何先生这个意见是很重要的。很长时期以来,研究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是按照中国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来研究,而是按照西方科学技术的传统在西方科学的话语之下来研究,因此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比如说研究中国物理学,中国古代没有物理学,没有physics这个词,那么怎么办呢,于是到中国古书中去找那些和今天我们叫做物理学的可以对得上的东西,就把它抽出来写成一本书叫“中国物理学史”,研究中国力学史,就在中国古书中找那些跟力学有关系的,就是“中国力学史”。整个的研究都是在西方的传统的话语之下来进行的,因此我们总是觉得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不像西方那样。这一点何丙郁先生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对中国整个的文化和学术是不是除了用西方今天的学科的分类、研究来看以外,还可以有一种办法就是从中国本身的情况来看,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我们再看这个易、周易、易学,它的位置到底应该怎么样。

  我个人认为说易学是哲学,是可以的。我们今天说的哲学这个词也是从西方的学术划分上来说的,我们中国古代有所谓道术,《庄子·天下篇》说“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后来由于时间推移“道术将为天下裂”,那么道术的内涵在中国的意义上到底应该怎么样的加以诠释,我想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前一段时间还有过这么一件事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开了一个讨论楚简的会,我去说了几句话就退席了,后来听说我走了之后这个会马上就变了样子,变成了讨论另外一个问题,讨论中国有没有哲学,有些人就说中国没有哲学。其实这个问题在世界上已经争论了不知多少年,外国的一些学者说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为什么?因为他们所说的哲学是从希腊罗马以来的哲学,是那个爱智的哲学,那和中国的哲学确实不太一样。如果一定要按照西方的哲学这个词的定义来讲中国的什么东西,那就是没有,怎么会有呢?现在我们说中国有哲学,外国一些学者也承认中国有哲学,外国有些大学还开了中国哲学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中国有哲学,西方有哲学,印度也有哲学,实际上我们已经把哲学的定义扩大了,已经不是原始的在欧洲用的哲学那个词了。

  如果完全套用一种传统一种文化理念的话语来看另外一种不同的文化,总是有不合适的地方。所以我认为,要真正理解易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按照中国文化本身的结构、途径和方法来看易学带给它的作用。从这个观点来看,其结果应该是更进一步地认识到易学在整个中国文化里面的地位,也更进一步地体会到易学怎么样在中国整个的学术里面起着核心的领导的和一切密切相关的重要的作用。

  第二个问题就是易学到底起着怎么样的一些影响。这个问题一定会引起大家很多的讨论,学者们在这方面也作了很多的研究。最近有一件事,就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在2004年9月3日在人民大会堂作了一个演讲,题为《〈易经〉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我想很多先生都看到了杨先生的演讲辞,网上也有很多的讨论。那天我并不在场,演讲之后还召开过一个讨论会,我也没有出席,所以我个人没能直接地听到杨先生的演讲,可我很仔细地读了演讲稿。我认为杨先生这个演讲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深刻而富有启发性的,而有些个报道或者有些先生在有意无意之间所作的一些反应,我觉得并没有很完整的理解杨先生的意思,或者至少不是像我所理解的那样的一个意思。

  我觉得杨振宁先生在演讲中,充分地甚至于高度地估量了易学在整个中国文化中的影响,他估计得特别高,比很多人想象的要高得多。他说,第一,《易经》影响了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第二,《易经》是汉语成为单音语言的原因之一;第三,《易经》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审美观念。这三个提法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你想一想有一部书叫《易经》,有一门学问叫易学,而它影响了我们整个文化的思维方式,当然他也说到这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我觉得更多的不是要看这个后果而是要看到一种学问可以影响到一个文化的思维方式,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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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不是从价值的判断来看,说这个东西好还是不好,因为价值判断大家可以有所不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是如果能肯定某种学问能够影响到一种文化的思维方式,它的影响就是其他的任何学问所不能比的,这是了不起的。不仅影响思维方式,而且影响到我们整个的语言文字的发展。我们汉语是世界上极其罕有的单音语言之一,而且我们的汉字是极其特殊的非拼音的文字,这一点杨振宁先生指出来和《易经》思想有关,这一点也是极其了不起的。不但如此,它又影响到我们整个的美术的观念,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审美观念,我们整个的艺术都和易学有关,这个也同样是了不起的。这样的对易学的估计我想是极少有的,估价是极高的,而不是像炒作中说的那样。杨先生在报告里很明确地举出有五种道理妨碍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这五种道理当然和《易经》有一定的关系,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后来我们中国科学史唯一的一位院士席泽宗先生对此进行了一些评论,也有人进行炒作,说席先生完全不同意杨振宁。在刚刚出版的《中华读书报》上面席先生发表了一个来信,他说这是一种炒作行为,实际上他是相当程度地同意杨振宁先生的话,只不过认为易学的影响不是那么大。我之所以讲以上这段话意在说明,易学对我们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刚才我有幸和李瑞智教授讨论中国科学的问题,中国有中国的科学,西方有西方的科学,中国的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和我们的思维方式有关的,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科学发展总是和其思维方式有关,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思维方式,所以我们科学的发展和西方不一样,我个人认为最好的一个代表就是中医。

  大家承认中医是一种医学,可是中医不是西方那种医学,一定要把医学叫做medicine,medicine那个词也如哲学那个词一样不见得适合中国的东西,从来我们就认为中医和西医有所不同,我们只是在更广义的视野下把它们都叫做医学。杨振宁教授还特别谈到了所谓推演法,我们称之为演绎,认为中国在演绎方面是不够的,我个人认为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我过去在大学念书多少学过一点逻辑,我也觉得是这样,中国也有逻辑,可中国的逻辑和印度的因明和欧洲所谓的逻辑还是不一样,那么中国的逻辑有它什么样的特点,对中国整个学术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还是可以讨论的,很多学者对此作了大量的研究,做了很大的贡献。西方的科学确实是和逻辑结构有密切的关系,杨振宁先生特别讲到欧几里德几何的问题,欧几里德几何以及后来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都属于推演的方法,甚至斯宾诺莎认为哲学也可以用推演的方法形成,这些个观点反映了西方科学的思维方式,而我们的思维方式又有不同。所以我最近在一个和教育有关的会上特别提了个意见,我很不喜欢也不赞成有些中学把物理、化学、生物等等都合并成一本叫做《科学》的教科书,因为这本教科书看起来非常实用,可是完全没有体现近代科学的逻辑结构,而我们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就是在这方面比较弱,这种做法对我们年轻人将来在科学方面的成长一定会引起障碍。这是今天要说的第二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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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孔子对易学究竟有什么样的贡献。我们不禁要问易学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我在这里说一点自己的看法,刚才我听了刘大钧先生的开幕辞,他特别提到孔子的儒学继承了夏商周以来的传统,这完全正确,可是儒学之作为学还是从孔子开始,不能说孔子以前已经有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儒学,孔子以前有儒,儒可能从商代就有。最近我们发现了一件青铜器,这件青铜器上专门讲了周朝初年的教育制度,周王(估计是周康王)请了一个人办学校,然后派他的太子等等去上学,上学之后还举行了典礼,然后过了几天学校又专门请了几个贵族的孩子来参加,完全和古书上所说的一致,这是关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的最新的一个发现。

  我们认为孔子不仅开创了儒学,也确实开创了易学。这里我顺便说一下我的感想,我最近还看到有人写文章引用《论语》的话,说孔子的弟子说过“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所以凡是涉及孔子讲性与天道的话都不是孔子说的,因为孔子根本就没说过这类话。“不可得而闻也”,怎么能够说孔子没有性与天道的思想?这个观点我是完全不能同意的。实际上那个话不过是他学生的一个谦辞,是说我们这些人学问不高,老师给我们讲性与天道的那些话我们听不懂,听不着。根据这句话断定孔子从来不讲性与天道,是没有道理的。马王堆帛书《要》篇讲了孔子老而喜易的事,“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那么到底这个《要》篇和《易传》有没有关系,我想举一个例子就很明确地指出《要》篇是和《易传》有明确关系的。孔子老而喜易这件事根据《孔子世家》是在鲁哀公十一年以后,鲁哀公十一年就是公元前484年,到鲁哀公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479年孔子就去世了,所以《要》篇记的是孔子最后几年的事,那时候子贡在孔子身边,子贡问孔子“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子贡问孔子说:老师曾经说过,那些德行不好的人才跑到神灵那里去,那些没有智谋的人才去占卜算卦,怎么今天你却看算卦的书?这与过去所说的不是矛盾了吗?孔子回答他说:“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他说在《易经》这方面你要说算卦我当然比不了那些专门算卦的,我与那些人是“同途而殊归”,“我观其德义耳”,我看的是《易经》书里面的德义。

  我过去也学习这段话,我没有很仔细地考察,虽然我提到德义应该跟《易传》有关系。什么叫德义?德义这个词容易造成误解,今天我们常常讲德义,今天我们讲德义纯粹是一种伦理道德的概念,可是实际上在易学里它的含义不是这样,《要》篇里说:“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孔子说他为什么跟史巫、算卦的不一样呢,就是因为幽赞神明一定要达于数,如果不达于数就和巫没有差别了,而数要不达于德,做不到德这一点的话,那就和史、太祝这些个人没有差别了。“史巫之筮,鄉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史巫、算卦的那些人他对易学的真正内容并不了解,他们只是会进行一种操作,是“好之而非也”,所以孔子说他是“观其德义耳”。德义两个词完全是易学的两个词,所以孔子是易学的真正开创者,是孔子真正把数术的易和义理的易(或者叫哲学的易)完全区别开来,于是才有我们所说的真正的易学,所以我们说孔子对易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区别这两者,而正因为区别了这两者,使《周易》的哲学成分进一步地纯化,使易学进一步地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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