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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中的民族劣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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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的殷海光先生是一个坚定的反中国传统价值的人,并概括出八个特征。现借用这个八个要点,结合现实情形重新作出一番解读。

拟圣
          假设历史与文明是从“圣人”开始。圣人的出现是“天地之精英,日月之精华”的结果,自然,圣人也就有超乎寻常人的人格与智慧。“拟圣”的结果就是将圣人的一切作为准则,“言则为天下法,行则为无穷则。”圣人的出现,就是让人崇拜的,而不是让人来质疑问难的,更不允许违逆的。这一特征与当代所谓大儒的蒋庆先生的主张简直毫无二致。他在《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中说:“圣人有天然教化凡人的权利,曰‘天赋圣权’,而凡人只有生来接受圣人教化的义务。所以,圣人讲的话、编的书就是经典,就具有先在的权威性,凡人必须无条件接受,不存在凡人用理性审查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因为凡人的理性没有资格审查圣人的理性,相反只能用圣人的理性来审查凡人的理性,来要求凡人接受。”其实对这些的混蛋思维方式,殷海光先生早在半个多世纪前的台湾就已经分析得非常清楚了。想不到中国大陆在对待传统文化价值的问题上,至少比台湾落后了半个多世纪。凡是崇拜中国传统文化的地方,必定是思想僵化,教条横行的地方。台湾省已经走过了这样一段艰苦的泥潭,正在呈现一个主体性人的生机勃勃的时期。其实,殷鉴不远,只在夏后。

通天
          传统不允许人的生命情怀直接面对自然、面对宇宙、面对人生,而要通过圣人,特别是通过圣人留下的传统。思考也只能按照圣人的思想来思考和说话,离开圣人的思想与话语,既不会思考,也不会说话,更不会着文。生活更是按照圣人的模式来进行,不能出其右。自古圣人一条路,生活没有其它的可能性与多元性。

权威
          这一点是由上面二点推论得出的。因为圣人之言就是用来教化凡人的,既然是“天赋圣权”,既然圣人的话不允许凡人的理性来审视与质疑,那么一切的一切只剩余权威主义在作怪了。因此,在中华大地上,每每传统文化兴风作浪的时候,也就是权威主义泛滥成灾的时候。除了那些脑子里被灌满浆糊无可救药者外,你仔细看看哪些人物在大力提倡传统文化,又是出于什么动机提倡传统文化,再看看提倡的是怎样的传统文化。这里的逻辑其实是很清楚的:先把一个传统文化神秘化、神圣化,再将圣人推向神坛的地位,自己作为推崇者即传统和圣人的化身或者代言人,被神秘与神圣的最后是自己,从而获得自己的特权与特殊利益。这与毛在“文革”时利用中国法家的传统有所不同的地方就是,圣人化的权威是借助圣人的神化,以达到自己的神化,或者掌握神化与圣化后的解读权,以便作帝王师,使自己在当代圣化。这是躲藏在圣人与传统文化后面的权威主义。毛则很直接,一定要把这个圣化的东西打倒,以便全体人民能够直接崇拜他自己。他不会满足于作帝王师或者作圣人徒,而是要直接作帝王与圣人王。只有方式与程度的不同,骨子里的权威主义性质其实是一样的。只是这种权威主义反对另一种权威主义,是两种权威主义之间的殊死搏斗。我现在观察人的方式又多了一个,就是哪个人口口声声崇拜传统和圣人,哪个人其实就是有权威主义思想与专制的欲望的,是他自己想当圣人而已。一个政府舍得花上数百亿元去打造一个传统文化标志城,去塑造孔子像,其实目的无非有二,一是借这个巩固自己的权威地位与专.制制度,二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地方上借此搞几个钱花花而已,同时也可以进一步打造自己的土皇帝地位。

一元
           以上三点合起来必定是一元化的价值观。即所谓的“一山不容二虎,一国不容二主”,“一个笼子里不能放两只叫鸡公”。无论政治上,还是学术上,如果出现了两个强势的力量,必然一个要打倒另一个。一个为正统,另一个即为“伪”。南宋的朱熹陆象山之争的结果是朱家正统,陆家败落。陆家即变成“伪”学说而遭致淘汰,学说与家族都逐渐衰微下来。刘邦项羽争霸天下,刘邦胜出,项羽即变成伪,国与共争霸的结果也一样。一元的,也就意味着,中国无论政、经、学术还是其它的,都只能是允许一个孤峰存在。尽管看似很高,其实是因为不允许他峰存在的结果。关起门来,自我错觉仿佛是很高的,其实远不如人家山脉下的深谷的海拔高。中华民族的文化就是这样陷入了人家谷底的而不自觉,甚至比起人家的谷底还要矮出许多分的。世界上在介绍世界文化名人的时候,孔子位列其中,这并不希奇,美国国会也列出印弟安人等土著人的席位,哈佛也专设非洲文化研究所,但是,并不等于他们已经达到了一个与美国主流文化同样的高度。只是对既存的东西作出客观理性的承认而已。

绝对
            权威与一元的后面必然是绝对。孔子有一句话很能够说明这个绝对性:“吾道一以贯之”。如果理解为做学问不要随风倒,是积极的,但是实际上“吾道一以贯之”的结果就是古希腊神话里的普洛斯底的那张床,所有的人都要睡上去,长了的要锯掉,短了的要拉长。这里的“道”不知不觉地数千年来就变成了这张衡量一切人的万能“床”了。

排它
            权威与一元本身就是注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就是强烈的排他性。古代有过学术思想“不归于杨,便归于墨”的说法,但是时间不长。儒家的圣人只有一个,即孔子,到第二个孟子时,虽然只是隔了不过百年而已,却已经沦为二流货色,“亚圣”即二流货色也。而且自此断绝,再后的荀子,便一圣也不圣了。此时就叫“绝圣”,圣人已绝,那么后人怎么办?因此便有了什么“为往圣继绝学”的胡说八道。其实说到底,还是想当圣人的欲望蠢蠢欲动了。中国人世世代代崇拜一个孔子,把他的谥号也是越封越大,终于搞成了“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这样阔大得可怕的头衔。第一次在孔子的墓碑前看到这几个字时,心里真是吓了一跳。其实,后人拼命的捧这个死人,目的犹如乡下的农民拼命地把树载大,树大好乘凉,其实道理是一样的。既然孔子是如此伟大,孟子是如此了得,我们躲在下面既可以乘凉,又可以吃果子,而且都是免费的,而且还可以向不断来乘凉的人收税纳粮。这不,当代的蒋大儒便发出了要代圣人收“儒家文化税”的倡议,好在政府暂时还没有接纳这个建议。要不然这笔无本万利的利润是多么可观啊。

反怀疑
            传统只有一个是正统的,其它不是“伪”,便是异端邪说。中国人一直缺少批判与怀疑精神,只会盲从与迷信,这多少是与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的有关。因此,在传统文化中,圣人的出现是让天下的凡夫俗子来崇拜的,而不是用来启迪人们的思想智慧的。他的一切言行都是用于教化他人的。但是圣人自己不会站出来教化,因此,代理人不断出现。有解读《论语》发大财的,有靠孔子扬名的。

名分
            殷海光先生说的名分就是“身份地位”。对“名分”的讲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简直是天下无双。皆出自孔子,什么“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之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思不出其位”,因此只好“食肉者谋之”,天下小老百姓,对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无权过问,任由人摆布。“名分”按照鲁迅先生的分析有时又叫“面子”,“面子”是什么东西呢?比如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朝廷与官员很是怕洋人的。洋人在宫里或者官府里要皇帝或者官员怎样就怎样,只得听从,不敢有半点违逆。这自然是很没有尊严与面子的事情。但是挽回面子的办法就是用名分来达到。比如洋人在朝廷上说一不二,但是,走出宫廷的时候只能够从后门出,只允许走小门。洋人没有这些计较,就走后面的小门。因此我们的官府与朝廷就胜利了。可见名分不仅对内很有排位的作用,而且就是对外也有外交上的战略意义。孔子除了名分思想外,他还是一个名分的实践者。比如,他的爱徒颜回“不幸短命而死矣”,结果穷得连一个棺材也买不起,圣人圣到这个份上也真无奈而可怜。结果颜回的父亲就想打孔子马车的主意,要孔子卖掉马车给颜回买一个棺材,结果孔子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是自己的儿子鲤死的时候也没有这样的棺材。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他是做过几天官的大夫了,好呆也是一个处级干部了,不能够再像从前那样走路上班了。这就是名分的重大意义。当然,孔子的名分还表现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朝廷见不同级别的官员及君主的时候的样子,完全因名分而定的。在吃上面,做了处级干部的孔子自然也不会马虎了事,必须好好讲究一番,因此就有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之类的名分讲究。这种大讲排场与名分的作派,作为圣人后的中国人是一点也没丢失过的。

             名分在中国很重要。没文凭,就被视为文盲;搞研究,明明思想智慧一大堆,如果没有被贴上个国家级课题的标签,便什么也不是;你学问做得再好,可是如果所写的文章没有上法定的黑心期刊,便也是废纸一堆。猴子穿上龙袍之类的名分服装,便成了帝王将相。一切的一切只是名分上不同罢了。(许锡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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