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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文化法治稳步推进


          根据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总体部署,2018年,文化法治稳步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的颁布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的印发、各地文化公益诉讼的普遍开展、文旅融合法治保障的深度探讨,以新担当新作为,文化自信提供支撑。
立法方面,2018年4月2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全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自2018年5月1日开始施行。这部法律共30条,以弘扬英雄烈士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立法原则,填补了我国英烈保护方面的法律空白,对近年来出现的涉及英雄烈士的热点事件,进行了立法回应。

          随后,最高人民法院下发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正确审理涉及保护红色经典传承和英雄烈士合法权益的纠纷案件,依法保护红色经典传承和英雄烈士合法权益。通知要求,要依法妥善审理好使用红色经典作品报酬纠纷和英雄烈士合法权益纠纷案件,要切实保障红色经典和英雄烈士相关利益主体的诉讼权利,要依法正确界定红色经典诉讼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英雄烈士合法权益,要积极协同推进对红色经典和英雄烈士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也发出《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捍卫英雄烈士荣誉与尊严的通知》,要求各级检察机关民行部门认真贯彻实施英烈保护法,深入摸排侵害英烈名誉荣誉案件线索,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英烈保护方面的职能作用。

          2018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就如何发挥先进文化育人化人作用,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做出了具体安排。

          首先,《规划》提出,要研究制定文化产业促进相关法律,增强文化产业传播主流价值的社会责任。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推进法治宣传教育立法。研究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增加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规定,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其次,《规划》强调,要建立健全有利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法律制度,在教育、科技、卫生、体育、城乡建设、互联网、交通、旅游、语言文字、古城古镇古村落保护、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相关法律法规中,研究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内容,要完善节假日立法,为“常回家看看”提供制度保证。针对一些地名存在的“大、洋、怪、重”乱象,要健全相关法规制度。

再次,《规划》还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上传播,完善互联网信息领域立法,研究制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

无疑,上述安排部署,是切实发挥法治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的必然要求,因而必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2018年6月20日,为充分发挥文物鉴定评估对依法打击文物违法犯罪活动的支撑作用,适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等办案机关办理文物犯罪刑事案件的需要,国家文物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海关总署联合印发了《涉案文物鉴定评估管理办法》(文物博发[2018]4号,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在与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保持衔接的基础上,针对涉案文物鉴定评估活动的实际情况,以问题为导向,重点规范了涉案文物鉴定的评估程序和评估质量。《办法》共分六章,包括总则、鉴定评估范围和内容、鉴定评估机构和人员、鉴定评估程序、监督管理、附则,并附有涉案文物鉴定评估报告格式文本和涉案文物鉴定评估委托书参考文本,从而全面构建了涉案文物鉴定评估的基础管理制度。

           2018年9月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公布。文化产业促进法、文物保护法(修改)列入“条件比较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第一类项目。11月16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文物保护利用改革与《文物保护法》修订座谈会,提出了《文物保护法》修订工作的下列基本思路:一是坚持党的领导,确保正确导向,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要求;二是坚持保护第一,服务大局,紧紧围绕确保文物安全这个首要任务,着力发挥文物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坚定文化自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三是坚持问题导向,统筹改革与法治,针对文物认定登录、资源资产管理、执法督察、保护补偿、促进文物市场有序发展等制度设计加大研究力度,落实中央“放管服”改革部署;四是坚持稳健务实,恪守质量为先,既划红线,又留余地,对现行法律条款该保留的保留,该修改的修改,可改可不改的尽量不改,特别是对分歧较大的内容要努力寻求各方平衡点。

           司法实践中,文化公益诉讼成为新亮点。2018年,全国各地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通过行政、民事公益诉讼程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行政监管职责,加强了文物保护工作,惩治了侵犯英烈名誉的违法行为。例如,2018年3月,湖北省竹山县检察院依法启动公益诉讼调查程序,向县文体局和文峰乡政府发出诉前检察建议,要求其尽快启动对文峰塔的修缮、保护工作。2018年4月,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检察院向区文体旅游委员会发出检察建议书,督促其采取有效措施,拆除“武泰闸”主体建筑上的活动板房,恢复其历史原貌;对主体墙面上涂污的广告进行清理。2018年4月26日,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检察院向未央区文物局发出检察建议书,要求对席某非法采砂破坏古桥遗址的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理。同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好被破坏的古桥遗址。2018年5月,北京市石景山区检察院先后向该区文化委员会发出两份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对饶余敏亲王家族墓、量周和尚塔等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加强保护和监管。2018年5月,四川省通江县检察院就通江县文物局在两处红军文物遗迹毁损案中存在不依法履职情形进行立案调查。

           值得称道的是,2018年,各地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对网民侮辱牺牲消防战士烈士名誉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和英烈家属为原告起诉侵权者案件的判决,充分昭示了国家惩治侵犯英烈名誉行为的坚强决心,发挥了法的震慑作用。例如,2018年6月12日,全国首例网民侮辱牺牲消防战士烈士名誉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在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法庭当庭判决,曾某于7日内在淮安市级报纸上公开赔礼道歉。2018年9月28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施行以来,由英烈家属为原告起诉侵权者的第一案——叶挺将军家属起诉西安摩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名誉侵权一案一审公开宣判。该公司旗下的“暴走漫画”曾发布含有侮辱烈士内容的短视频,篡改叶挺在狱中写就的《囚歌》,并加入低俗语句,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法院判决摩摩公司公开道歉,并向原告支付精神抚慰金10万元。

2018年,文旅融合的法治保障、网络文化消费法律问题、文物保护法修订和文化法学成为文化法治研究中的新热点。

            按照国务院关于机构改革的方案,文化部、国家旅游局的职责整合,组建文化和旅游部,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文化和旅游部组建以后,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过程出现了一系列法律上的难题,尤其是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与合理利用如何兼顾、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与旅游产业的文化品质如何提升等方面,涉及到我国现行文化立法与旅游立法的很多内容,急需研究破解。

            有专家指出,首先,文化是旅游的实质,旅游是文化重要的载体和传播形式,旅游的文化精神、价值、效益是对传统旅游作为经济产业的根本扭转,所以要从认识层面、理论层面、实践层面、法治层面来深刻地体会这次国家机构调整,理解文化与旅游相融合的重大现实意义。其次,在法治建设上,要打破传统的文化和旅游在立法认识思路上的分野。过去的旅游立法主要是经济立法,现在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实际上是对文化与旅游之间重大关系的调整,因而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五大体系与旅游的关系。由于旅游文化实际上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改造运动,即在产品、品牌、宣传广告等方面都要与文化紧密融合,所以在公共文化、文化产业、文化遗产保护、网络文化等法律中,如何实现与旅游的融合,现行的文化法律关系和理论如何拓展,值得法学界探索。

            也有专家认为,探讨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法律保障,第一要澄清一些基本概念,第二要研究文化与旅游融合的内在逻辑链条,第三要探讨文化与旅游融合的领域、方向和路径,第四要坚持问题导向,找到从法制保障的角度促进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切入点。

            针对法律如何保障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还有专家提出要紧抓新机遇、整合新优势,建立健全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法律保障体系。为此提出,要着力做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当中这篇大文章,使法治和德治在文化旅游产业中相生共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营造守法治、讲道德的文化旅游环境。要增强国家法治文化软实力,使文化日益成为支配旅游活动的精神支柱和旅游经济的重要引领,用法治文化的力量推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融合繁荣。还要促进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法治理论、法治实践研究,不断提炼、升华和概括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研究成果的转化。

            文化法治研究的另一个新热点是网络文化消费的法律问题。为此,有专家提出如下建议,首先,网络服务合同中的格式条款可能侵害网络用户的权益,监管部门有必要对这些格式条款加强审查。其次,应当根据网络服务平台所具备的功能,明确平台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再次,加强网络服务平台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大数据杀熟”现象应当予以禁止。复次,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权益的保护。最后,互联网时代的民法典编纂,应当进一步加强对人格权益的保护,一方面要借鉴禁令制度,防止损害发生和扩大,另一方面应当规定回应权,要求网络平台有义务刊载被侵权人的回应文章。

            针对文物保护法的修订,有学者认为,应做好与《宪法》精神的衔接,在不同《宪法》相抵触的前提下,落实《宪法》规定的各项责任和义务,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提高文物工作依法管理水平,确保文物事业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该学者提出,第一,《文物保护法》立法精神须紧扣《宪法》要义。基于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文物保护法》无论如何修改,都必须牢牢坚持保护为主的方针。为此,《文物保护法》修改应研究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内容,既要防止在城乡建设中大拆大建,造成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损毁破坏,又要促进文物合理利用,发挥好文物的独特作用。第二,《文物保护法》制度安排应体现法治力量。首先,《文物保护法》修改应注重发挥各级监察委员会的职能和力量,着力解决法人违法特别是行政法人违法中追责不力的问题,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职务违法和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查处和追责。其次,《文物保护法》应适应《宪法》及《立法法》的要求,增加鼓励地方制定文物保护地方性法规的内容,进一步调动各地依法保护文物的积极性,探索解决文物保护复杂多样、区域差别大的问题,不断提高文物保护的可操作性。再次,国务院2016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正式提出了文物保护补偿制度,《文物保护法》修改应与时俱进,深入总结各地的成功经验,将之上升为法律规定。第三,《文物保护法》有关表述要与时俱进。“总则”部分是《文物保护法》的灵魂所在,集中体现了文物保护的立法精神,尤其要注意与《宪法》的衔接。另外,需要根据新的表述进行必要修改,以利于立法工作与时俱进。比如,《宪法》序言增加“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内容,文物保护同样需要引入新发展理念,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优秀传统文化支撑,依托“一带一路”沿线文化遗产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这些都需要《文物保护法》修改作出积极回应。此外,适应《宪法》关于民族关系的新提法,《文物保护法》应增加加强民族地区文物和反映少数民族文化的文物保护力度的内容。

             但也有学者认为,《文物保护法》修订的指导原则,应该是保护社会主体的基本权利,保护文物应遵从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关系。在此原则指导下,《文物保护法》的修订首先要理顺《文物保护法》与现行法律体系的关系。以物及物权的概念来统一,明确从《物权法》到《文物保护法》的普通法与特别法的体系性定位及其关系。在《文物保护法》内容规则的设置上,可依据《物权法》“物-主体一物权-贵任”的规范模式,一体规范文物法律关系的全部要素,建立“文物一主体-文物保护权利和义务一责任”的规范体系。《文物保护法》亦应强化和增加一般民事主体(社会主体)之间发生物权变动,如文物买卖或债权设定、文物出租时的基本权利义务。还应强化因保护文物致民事主体受损害时受害人的权利及其补偿。应当弱化的是原《文物保护法》中大量的非法律规范,即文物保护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如何实施考古勘探、发掘,收藏等技术性规范。

              鉴于文化法的研究已成为法学研究的新趋势, 有学者专门研究了文化法若干基本范畴,认为目前对前提性的一系列重要基础概念的探讨仍雾里看花。为此提出,在传统的“文化”概念界定困难的情况下,应摒弃直接界定的传统逻辑,转而在成文法的语境中间接定位法制层面“文化”的一般内涵。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甄别法制文化与文化法制直接的耦合与界分。由此产生的作为“法制文化”下位概念的“文化法制文化”,其中前后两个“文化”的内涵又显然具有本质差别。在经过一系列复杂的主观加工之后,促成了“文化法制观念”的产生,其与“文化法制文化”虽然处于不同的维度,但却具有逻辑上的承接关系。“文化法制”的动态实施是形成“文化法治”的前提,而文化法制观念在这一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还有学者提出,当前我国文化建设和文化法律体系建设都具有独特的新时代背景,它构成了文化法发展的内在动因。文化法的功能和价值导向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进程,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对文化法律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在不断变化的发展环境中,必须将文化法置于新的场景,赋予其新的内涵,才能对其基本范畴问题作出准确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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